从“男儿立志出乡关”的苦思救亡，到“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风景独好；从“红旗卷起农奴戟”的浪漫暴烈，到“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正道沧桑。他是农民，是学生，是报纸创刊编辑，是图书管理员也是普通的教员，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出发，却带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人民实现独立自决、自力更生；他从旧时代的封建父权制社会走来，却呐喊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至理名言。他是革命的先锋队、游击队的组织者，但在看到组织的异化后承认了人民某种真正抗争的权力。他的名字和旗帜在巴黎的街头、在美国的学生运动、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丛林中飘扬。他从未背叛自己的人民，亦不惧怕被人污蔑栽赃，他发扬的群众运动作为一种最彻底的政治参与形式，让全世界的既得利益者忌惮三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也不怕念出他的名字：毛泽东。
?（一）最早的反叛精神与求知之路??
毛泽东故居位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他在一座结实而宁静的土砖房里诞生。但他打小就有反叛精神，从小他最爱看的书籍就是描述绿林好汉的《水浒传》。韶山宁静却封闭，在16岁时永远离开这里之前，毛泽东从未到过离家70里以外的地方。村里有一所叫“南岸”的私塾，“五经”在学堂里具有至高的经典地位。多年以后，当毛泽东想起这段私塾的过往后冷冷地说：“我8岁时就厌恶儒学。”
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恢复了统治，一连串的流血事件使得“暴民”被斩首示众，以敬效尤。很长一段时间中，私塾里的人们都激烈地谈论着来自外界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毛泽东终生难忘。他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那时的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这种对不公的憎恨与反抗将贯穿他的一生。
?1910 年时，毛泽东与父亲因进一步求学问题的而大为争吵，矛盾进一步激化。后者打算让毛泽东到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但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他想到一个新式学校去读书。他用竹扁担挑着行李走进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大门。在东山，人们也正在接触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将很快荡涤着韶山那样的旧有传统和社会秩序。这里讲授科学，倡导变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
除了学校的全部课程外，他还读了两种很重要的著作：几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这是改革高潮的最后宣言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严谨的政治思想。在东山，毛泽东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后来他又想周游湖南，看看长沙。很快他就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在一次激进的行动中，他成为全校第一批剪辫子的学生之一。为了反清事业，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催促原先曾相约剪辫子而后来又后悔的10个同学，用剪刀强行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湘乡驻省中学待了四个星期后，1911 年 10 月，武汉城里的革命军向清朝发起了进攻，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来到学校向学生发表演说，毛泽东听后非常激动，他决定“参加革命”。他花了五天的时间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之后参加了湖南革命军（即新军）。在《湘汉新闻》上，毛泽东看到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那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现身。作为士兵的毛泽东却深为所动，他热情洋溢地给以前的同学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得到了一位同学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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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儿子在长沙“无所事事”，毛泽东的父亲对他断绝了资助，这使毛泽东不得不另寻新路。1913年春，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3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转而在湖南一师求学。毛泽东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对斯诺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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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第一师范，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和徐特立。杨昌济讲授教育学、伦理学等课程，既是他的恩师，后来又成了他的岳父。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新民学会后来在五四运动、赴法勤工俭学、创建中国共产党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毛泽东参与组织的第一个进步青年社团。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进而将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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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但在北京只住了半年多的毛泽东却接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于是南下回乡。但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原来鱼龙混杂的思想逐渐变得澄明，他的行动变得更加激烈，从此，他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他一生战斗的对象。当五四运动在湖南开展得声势浩大之际，毛泽东再添一把火。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这个杂志名义上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实际上从主编到主要撰稿都由毛泽东一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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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把世界潮流归结为“‘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宣言历数自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的变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
?（二）红旗卷起农奴戟??
1921年6月29日傍晚6时，毛泽东与何叔衡从长沙启程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后，毛泽东返回长沙筹建地方党组织，1922年五一节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式成立，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从1921年12月到1922年9月，毛泽东先后深入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湖南常宁的水口山铅锌矿、岳州（今岳阳）铁路等地，发动工人群众，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建立工人组织。从1922年9月到11月，在毛泽东领导下，首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安源煤矿1.7万工人大罢工，随后席卷长沙。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罢工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全国工人运动随即转入低潮。毛泽东提出，要以“弯弓待发”之势观察等待，看形势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后，被指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毛泽东很快就和陈独秀有了意见分歧。他以积劳成疾向中央请了假，便于同年12月底，带着妻儿老小回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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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韶山，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一边做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他在韶山一带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创办农民夜校。而这些淳朴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性，是他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别是在领导工人运动遭受失败之后，毛泽东急切地寻找中国革命的力量所在，这也促使毛泽东的目光由工人运动转向了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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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月之内，毛泽东就组织了二十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在湖南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下，毛泽东不得已离开湖南来到广州，此时正值孙中山先生逝世、国共合作营垒斗争渐趋明显的重要时刻，毛泽东遂于1925年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很久之后，当某位远在西洋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提出政治哲学的第一问题是敌友问题时，人们或许会想起这篇雄文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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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错误事实上断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引发了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反思。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毛泽东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遂于1927年9月9日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前，他还特意要何长工设计了一面镶有镰刀与锤子的红色军旗。毛泽东将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此霹雳一声，工农武装起义开始了。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在浏阳县城遭受了巨大挫折。毛泽东则主张放弃进攻长沙，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部队在三湾村停留了数日，按照前敌委员会决定完成了“三湾改编”，随后进驻井冈山，朱毛顺利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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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了多次围剿后，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离开了经营一年零三个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遂川向赣南进军。大柏地战斗后，朱毛红军立足赣南，两次进入福建作战，初步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红四军的力量也愈发强大。此时，中央“二月来信”到了，这封指示信强调城
市工作的重要，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来信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并“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毛泽东等在4月3日收到来信后，立即在4月5日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随即，由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对中央二月来信据理予以反驳。在复信中毛泽东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但中央不予撤销意见，5月上旬，中央派遣刘安恭来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刚从苏联回国，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6月22日，在部队第三次攻克闽西重镇龙岩以后，红四军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也未能继续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该职务由陈毅接替。这次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根据地指导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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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蒋军对红四军进行了大规模的会剿，朱德、陈毅等甚至从红四军驻地赶到毛泽东的住地上杭县蛟洋，并正是在这里举行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以定退敌之策。后来陈毅根据中央四月来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对红四军的争论以及刘安恭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9月28日发出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自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以来的探索。
?（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此后，由毛泽东介入并参与的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但这一过程是艰难而又曲折的。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先后宣告成立。但在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陕北保安到达延安，结束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从1927年9月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毛泽东度过了马背上的10年，又开始了延安窑洞中的10年。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到全民抗战与持久战，从“以谈对谈，以打对打”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向红星照耀中国奔去，向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豪壮宣言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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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于篇幅，我们将目光的重点放在一位韶山冲的普通人如何奔赴时代的浪潮，如何把握中国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与现实性，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事实上毛泽东生命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值得细致推敲与深入研究的，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甚至能看到影响整个世界的时代精神——法国的街道、南美的雨林、印度的游击队、东京的蓝天焰火和联合国的大楼，从各种文艺作品到影视、音乐、传记，我们仿佛能触碰到某个似乎已经远去但仍然坚硬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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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新的斗争开始了。
?（一）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刚开始涉足政治时，曾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这篇论文是在1917年四月一日发表的，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很有趣的是，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本人名字的笔画。而这篇文章通过杨昌济推荐给了陈独秀。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二）李德胜??
1947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进攻，中央决定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为昆仑纵队，而毛泽东则取了一个别名李德胜。这个名字谐音为离得胜，寓意离开延安才能取得胜利。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一）实践论??
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写下《实践论》，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经历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有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两方面的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对中国革命这些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毛泽东认为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此外毛泽东谈到了关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首先是人的感性认识阶段，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最后再把理性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人类这一认识过程的反复进行和前进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在真理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只有正确反映外界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真理有其绝对性和相对性。一方面，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都有着客观的绝对真理的意义，但是，由于外界事物及其规律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清楚的，而且它本身有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所以，人的认识也就随之不断地变化、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又都是相对的。可见，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它们只承认绝对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割裂了认识的辩证统一过程。
麦克莱伦在研究毛泽东哲学著作《实践论》时指出，毛泽东继承了类似卢卡奇、葛兰西和列宁晚期著作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首要的，而在考茨基、列宁早期却没有这样的阐述。另有francis soo将毛泽东的实践理论概括为多维过程中多重运动，毛泽东的实践概念是一种系统概念，并非实践一元论或实践本体论。
《矛盾论》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所做的报告《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章节为蓝本修订、校勘、补充后独立成书的。在这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矛盾普遍性的科学概念，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即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转化，事物矛盾的精髓等概念。毛泽东再次强调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莱文则在其《辩证法内部对话》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成功，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成功地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而这一过程是以“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为中介的。但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却对《矛盾论》做出了结构主义的解读，强调的恰恰是《矛盾论》中的反黑格尔主义因素。强调总体的重要性，但总体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是“非还原性的结构性并存”。而在齐泽克看来，毛泽东的矛盾论将否定之否定规律视为不断否定的恶的无限性，而他的高明处在于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会被特定情况下需要特殊处理的矛盾遮掩。而在被齐泽克誉为真正把握住毛泽东主义的哲学家巴迪欧看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的不平衡性，并且超越了阿尔都塞关于起源的不平衡的论述，他指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大写的一就是思考对立统一，即将运动视为二分。辩证思维是唯一的主体过程的思维，因为它撼动了大写的一的全能性。
南斯拉夫思想家米洛凡·吉拉斯曾著有《新阶级》一书，和晚年列宁一样考虑了先锋队的腐化问题，享受的权威和经济腐化使得新阶级出现。而在很多学者，尤其是西方毛泽东学和毛主义者看来，这一思考与毛泽东的前卫政治哲学观点有相似之处。毛泽东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的新阶级发挥着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同样的功能，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激烈变化。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无不强调冲突的绝对性。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一讲话在作了重大修改后，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这是毛泽东系统论述他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性文献。文中，他确实讲到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强调的重点是解放以来的成就和这些成就在削弱阶级斗争方面的作用，“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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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主要研究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现状的毛泽东看来，随着某些有影响的领导人接受了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复辟过程便开始了。受这种思想的感染，集团着手将具有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吸收入党。党的性质的这一蜕变在后来国家政权性质的蜕变中得到了反映，这种新政权是用以“创造”新阶级的。这一新阶级的成员促使经济上也变成资本主义制度，这反过来又必然造就更彻底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总的看来，毛泽东冷嘲热讽地将这一过程称为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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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解答该问题也准备了他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对世界左翼运动和激进理论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有余波和威力，此处限于篇幅不能详谈。总而言之，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真正将权力赋予了人民，他始终将自己作为这片土地上人民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