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考研猫
政治经济学派
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整理和分享的干货是关于批判学派之一的政治经济学派，批判学派一直是新闻传播专业必考的板块，这部分内容也是最具思想内涵和学术意义的知识，而新闻传播专业对该学派知识的考察与学术分析，主要是从传播领域为切入点，分析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对传媒体制和传播的影响，因此也被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同时该学派关于大众传播内容理论研究也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审思路径。本期的干货通过整理该学派的整个研究体系,不仅可以让同学快速掌握和记忆基础知识，更要让大家学以致用，因为政治经济学派的知识基本上是每年必考，尤其是与传媒的法规与监管、传媒体制的问题、传统媒体转型、以及商业资本带来的过度娱乐化问题，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提出改良的领域，同时也是真题中我们要学会分析和运用的方面。
1，政治经济学派的形成
所谓“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学科母体，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特别关注宏观传播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视角与学术共同体。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活动看做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的政治经济学思路来观察大众传播产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多个理论源头，既受到亚当·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感召，也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经济不平等、阶级压迫的鼓舞。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将焦点放在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及其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关系，试图说明社会精英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大众传媒，又通过媒介传播的意识形态内容来使大众文化产生偏向，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他们旨在揭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性、公正性、多元化、新闻自由等。
虽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与研究传统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不同的探讨议题与研究取向，但总体而言，传播政治学经济学保持着对宏观社会秩序和媒介精英所有权的关注，聚焦于媒介产业的经济结构同媒介意识形态内容二者的关系。它视传播系统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判当前资本主义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国家化的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虽然面临种种问题与挑战，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仍然予人启迪、发人深省。
2，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和批判理论
建立与20世纪40年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与权力问题。该学派的研究者在面对大众传播的现象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传播内容的效果，而是各种社会关系对生产、分配、销售、消费、再生产全过程的影响，及这些影响对社会的反作用。其理论具有整体性、历史性特征，且重点研究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共甘于之间的平衡，超越了技术上的效率问题，专注于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等基本道德问题。代表人物有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尼古拉斯·加汉姆（nicholas gamham）等。
1. 达拉斯.斯麦兹：受众商品论
受众商品论主要观点：
（1） 媒介生产的商品是受众。
（2） 受众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
（3） 受众劳动的本质是冲动购买。
2. 加汉姆：文化商品固有矛盾
加汉姆在思考文化产业之时，一方面他承认竞争 促使文化产业通过追求生产率而提高利润，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文化产业采取了较为特殊 的形式。 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产业指责为在机械时代对文化进行批量复制的 论点不同，加汉姆认为文化商品在核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文化商品有一种扩大市场份额 的动力，有时这是以获得文化门类和观众的形式出现。加汉姆将此解释为，文化商品的使用 价值之一便是新奇和与众不同。这样，文化商品也就拒绝了同质化的倾向。加汉姆说，“这 种文化生产中追求新奇的冲动总来来说意味着再生产的成本与生产成本相比被边际化了。 （例如，压制每一张唱片的成本远远无法与录音的成本相比）” 他解释说，边际效益会在销售增长后得以回归，并能通过受众最大化而 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战略。 加汉姆指出，在另一方面，文化商品不象其他商品，它们不会在消费过 程中被损坏。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也容易导出另一个结论，过去的文化产品可以很容易也很 廉价地被再度制造。但是，这样也就难以保证产品的稀缺，而这种稀缺与价格息息相关。文 化产业的生产者则通过多种方式限制接入，以制造出稀缺，从而实行利润的最大化。 加汉姆认为，这种对受众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文化产业中明显的高度集 中化，国际化与跨媒体所有权。他将这种种手段归纳为四类： 对流通渠道的单头或集体垄断，有时这种垄断与国家相关（如广播）。很容易发现国家控制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试图在积累过程中，集中文化硬件（如收音机，电视机，高保真音响，录像机等等）和节目。 将观众制作成为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
3.文森特.莫斯可：三化、技术神话
三化理论：空间化、商品化、结构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技术神话：人们相信技术能够克服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技术政治取代宗教，甚至取代意识形态。但这种技术神话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技术不可能终结历史、地理、政治。
4.赫伯特?席勒（ herbert schiller）———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席勒提醒人们注意美国出口的电影、音乐和其他媒介产品对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认为，美国的传媒公司醉心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由于美国的传媒产品制作得是如此完美、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其他国家的人们很难抗拒它们。结果是，西方控制的国际大众传媒就会取代民族文化，这种形势就像是抢劫，就像是早期殖民者拼命掠夺殖民地国家自然资源，以使殖民国家发财致富一样此后他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阐释这一理论。他指出了当代美国社会的资讯机器支撑美利坚帝国在海外进行冒险的途径与方式。
5.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是比喻资本主义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数字资本主义，也就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1999年，美国教授丹·希勒（dan schiller）指出：“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他还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书名发表了一本专著，系统论述信息网络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影响。
3，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流派之一，其学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急剧扩张以及与之相抗争的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学派不仅弥补了侧重行政导向与市场导向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之缺失，而且解构了主流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关系。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前资本主义高度商业化、集中化、去管制化、国家化的传播制度与传播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体现出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在不同层面与场域所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的各种努力。而且其研究领域也与时俱进，包括数字媒体与新消费主义、环境危机、公共文化、企业权力集中化之间的关系；数字民族志；网络与社会运动；新媒体修辞与转型中国的市场经济；互联网的发展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论述等。
王洪喆： 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
作为解释全球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不仅仅需要正本清源、理顺经典，同时也需要发展在新历史条件下面对具体议题时的解释力。这就必须在各个学科中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架桥开路，建立跨学科和基于共同问题意识的对话联结和学术共同体。唯有如此，才会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外互动的有机生态系统，产出“活”的知识。
下面仅以我本人正在关注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现状与历史问题为例，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近年来，以“互联网+”和“双创”为特征的国家发展方式和劳动关系的转型开始出现，这实际上根植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就链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运动的最新认识。
始于198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了信息经济驱动的一种新的劳动主体——产消合一者（prosumer），预言了工业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色分割走向终结的可能性。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转向对数字时代产销合一资本主义（prosumer capitalism）的政治经济学和劳动问题的研究,而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也从“工厂车间”转变为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数码转型”莫衷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者率先注意到这一变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进入更加不稳定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积累阶段的征兆。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始运作，传统劳工力量也开始被新兴的“数码劳工（digital labor）”所取代。
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论者持乐观立场。他们认为，信息技术和共享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趋于终结，大规模协作、共享经济和“众筹”开始取代了资本和商品，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4.0”，开始向着“零边际成本”和“后资本主义”状况打开了可能性，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发展带来的普遍“共同性（commonwealth）”资源预示着劳动者新的团结和认同形式的到来。
以上研究虽然都展现出解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最新运动趋势的理论雄心，但若拿来直接分析中国的科技发展方式及其社会效果，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困难。首先，这一批研究者很少讨论“国家”作为行动者的作用，或者干脆直接预言国家作为政治形式和治理主体在未来的衰落。其次，他们未能有效的讨论科技创新作为发展动力的持续潜能，从而也就缺少对技术发展方向和道路问题的战略性思考，进而对科技进步的朝向采取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心态。最后，他们在批判中国作为近20年来世界信息资本的积累地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问题的同时，却不能从世界体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崛起”背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义持有理论性理解。因此，从本土创新发展经验出发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中国理解自身发展路径和形成面向未来的道路自觉，具有十足的迫切性。
而在国内当前的研究中，当下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认识，大多流于简陋的乌托邦式技术决定论，对技术、生产关系、劳动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历史互动，缺少唯物史观的视野。这类话语之所以具有乌托邦的特征，就在于它们虽然是以信息技术作为论述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出发点，但都缺少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考察曾经存在的新技术和相关制度运行的现实情况如何与社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实践。
比如，在1980年代初期，围绕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中信息化的理论论争，成为了信息主义、信息经济在中国出现的话语基础，进而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理论合法性来源之一。“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等话语的出现，使得信息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角色被前所未有地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导性位置，标志着信息主义思潮在中国理论界和民间的滥觞。然而，通过追溯1950-70年代的历史，我们发现，对电子信息技术的重视及其理论话语，实际上是脱胎并植根于20世纪革命中国建国及其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连续历史脉络中。在托夫勒、贝尔等人的“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观念跨国旅行，风靡中国社会的同时，以钱学森为代表，来自国家战略部门的武器和社会科学专家们，就曾经提出了一套与美式信息主义观念相互协商和竞争的本土信息化理论。中国学者们的信息化理论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政策出发，而不是信息的普世抽象属性出发，构想了作为物质力量的信息传播及其技术手段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想中所扮演的角色。
由于缺少了总体的战略发展观，在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信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信息经济的商业要求日益主导了中国信息化路径。这使得地方的信息化建设很容易沦为政绩工程和贪腐的来源。这种破碎化的发展进程起始于“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神话。在托夫勒的中国预言中，东亚古老的农业国度将跳过尚未完成的农业和工业革命，直接采用“第三次浪潮”的信息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信息化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将使得中国跨过尚未完成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后工业的信息社会，并以此带动和加速工业的发展。实际上，在当下中国，信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电信基础设施的普及，已经成为国家推行财政政策（如拉动内需，消费电子产品下乡等）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成为了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如“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对电信和文化产业的重视。将信息化作为带动工业化的政策手段和财政工具，这在战后的后发国家中是比较罕见的。
在1970 年代的未来主义论述中，信息化是工业化趋于饱和后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用贝尔的话来说，信息化是一个由工业社会过渡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个线性的发展论述是符合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产业全球转移的历史进程的。但是，中国的经验却很难用线性产业升级来解释。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到达高度发达阶段，主要工业品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综合人均指标依然落后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甚至依然落后于后发的亚洲四小龙。其次，在中国内部，工业化水平的鸿沟并没有缩小，工业化发展水平的落差沿着“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三个维度显现。在中国内部，既拥有高度后现代化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比如上海；同时也拥有依然停留在前现代社会的内陆乡村。一些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甚至在医疗、教育、农业水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出现了停滞和反复。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全球城市内部，也存在各种欠发达的区域，如城中村、城边村等。有趣的是，这些区域又恰恰往往是城市中信息与传播技术社会创新高度发达的区域。就在中国这种“半完成”的工业化发展现状中，信息化进程却呈现出一马当先，狂飙突进的态势。中国的计算器用户数量、手机用户数量、人均宽带数、电信网 络覆盖率、卫星地面站数、电子商务规模、it 产业产值等数据，跟与中国处在同等人均gdp 和工业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伊朗、秘鲁、泰国等）相比，均大大 。中国寄希望通过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由此摆脱作为“世界工厂”，在全球分工中位于产业链条低端的位置，从而跃升为一个科技和文化产业大国。
更重要的是，信息劳工已经成了当代中国“新工人”的构成主体。在中国这个相当于西欧大小的土地上流动的近三亿打工者，成了全球电子产品得以生产的必要条件。如今，从美国的一个个人消费者从网上订货，到订单经互联网发往位于珠三角的电子厂，再到成品经由跨洲的全球物流系统送达订户位于美国某个城市郊区的消费者家中，整个过程不超过48 小时。而“互联网+”和“双创”的提出，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电子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如速递、家政）等。从结构上来说，这一全球电子工厂和电子产品大规模灵活生产在中国的实现，不仅仅是基于中国这一庞大数量的农业剩余人口的存在，更是基于国家为使全球资本在中国落地和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所“创制”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结果。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就业方式也日趋短期化和高度灵活，非正式就业、打零工和自行创业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如利用网络约车平台从事城市租约车服务的私家车主等。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试图从以上难点出发，从历史、理论和现状三个维度，尝试搭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论框架，以对中国的“互联网+”与劳动领域的变迁形成一个有效的观察路径，为后续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打下一个理论和历史根基。
4，媒体制以及热点报道中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美国大选民调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入主白宫前声称媒体涉嫌炮制虚假民调数据，主流媒体民调不靠谱。事情的演变正如特朗普所言，传统媒体预测出现偏差，特朗普逆袭而上。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透过现象看本质，解读美国大选中媒介与经济、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以审视权力介入下传播关系的不平等。
（一）民调报道
民意调查是一定的组织机构实施的了解公众对特定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的态度、意见和情绪的调查方法。“民意调查是媒体运用得最多的社会学工具，属于精确新闻报道”①。通常，民调由专门的民调机构、各种报章、杂志、电视、网络以及大学研究机构进行。
美国大选的民调有各大媒体独立展开的，也有与民调机构合作进行的，还有选举团队自身所做的民调。如，在2016年的大选民调中，cbsnews和fox news就是独立展开的，而选择合作的有：cnn与orc，abc news与《华盛顿邮报》，nbc news分别与《华尔街日报》和网络调查公司surveymonke建立了合作。
民调报道既包括媒体自身发起执行或委托民调公司的民意调查结果，也包括引用其他机构的民调，来分析和撰写的新闻报道。由媒体发起的民意调查中，媒体不光要分析报道民调，还要介入民调的产生过程。2016年美国大选中，投票前绝大部分民意调查员、分析师和政界人士都相信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会轻松入主白宫。而在主流媒体上充斥负面报道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颠覆了所有美国主流媒体民意调查的预期。
（二）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民调报道
民调能够反映民意，民调也能够影响民意。在政治立场和经济动因的驱动下，媒体乐意用民调报道为公众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彰显自身立场。
1、两极分化的民调数据
特朗普的当选颠覆了美国几乎所有主流媒体和他们的民意调查，最终结果也震惊了整个世界。特朗普多次声称媒体涉嫌炮制虚假民调数据，试图营造希拉里 优势，用错误信号，干扰误导选民。2016年5月19日-8月30日，根据美国rcp民调网站的数据，在众多民调机构发布的161次民调数据中，仅有19次认为特朗普得胜。cnn与orc在3场总统级电视辩论后民调结果认为希拉里获胜的选民3次都超过半数，而认为特朗普获胜的选民第一场占27%，第二场是34%，第三场39%。11月7日，rcp民调显示希拉里欢迎率比特朗普高8.4个百分点。同日，根据一些民调机构预测，只有ibd/tipp tracking一家预测特朗普会获胜。
在社交媒体上，特朗普推特有1300万粉丝、脸书有1210万粉丝，而希拉里的数据则分别为1020万、800万。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周，印度的mogia ai系统对google、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两千万个数据来源进行分析，预测特朗普将成为赢家。网络上数十家媒体、机构开放给网民自由投票的结果，绝大部分显示特朗普获胜。大选结果证实，网络上的大数据结果比民调更为准确。
2.倾向性的报道内容
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曾指出，大众媒介紧紧联系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心。媒体对特朗普和希拉里的选择倾向报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公开“背书”。在总统大选中，各家媒体公开表态支持(或称背书)某一位具体的候选人，是美国的常态。2016年总统大选中，《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公开表态支持希拉里，历来甚少表态的《亚利桑那共和报》、《外交》杂志和《大西洋》月刊、强调中立立场的《今日美国》也公开支持希拉里。截至10月初，在美国发行量前100名的报纸中，公开支持希拉里的报纸约50家。根据“尼曼新闻研究中心”的数据，支持希拉里的日报高达229家、周刊有131家。支持特朗普的日报只有9家、周刊只有4家。
二是内容极端。不乐观的民调、负面的报道成为民调报道中特朗普的两个显著标签。媒体甚少关注特朗普的政见。但是对于穆斯林问题、边境墙、种族、女性言论、性骚扰等内容给予了较多关注。大部分媒体选择性报道，即使是有民调显示川普有胜出可能性，媒体和评论员们也会给出各种解释，说其实还是希拉里会胜出。
三是双重标准。媒体研究中心(mrc)10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自7月底后的12周，关于特朗普的报道中91%都呈负面。但对于希拉里的健康问题、邮件门事件、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丑闻、fbi调查等问题则轻轻放过。据美国newsbusters网站报道，美国三大广播网在晚间新闻报道中报道特朗普性别歧视的时间为102分钟；而报道希拉里的邮件门时间为53分钟，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丑闻为40分钟。
（三）民调报道的动因分析
文森特·莫斯可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关系，特别是权力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构成了资源(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和消费”②。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指出：“新闻媒介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现存制度的工具，是实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任何新闻媒介无法超脱于政治。”③
1.媒体的政治倾向
民主党和共和党是美国当代两大主要政党。民主党经济上较左倾，主张高税高福利，通过促进更多立法规范经济行为，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共和党较右倾，经济上主张低税低福利，减少立法，多给企业和市场自由，来促进经济多样发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聚焦经济和安全，争取自由派和年轻选民，推动民主党通过其历史上最左的党纲。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主打“美国主义”民粹牌，共和党通过了其历史上最保守的党纲。
美国学者tim groseclose发明的politicalquotient系统，用来检测媒体和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倾向。在political quotient of media系统中，颜色越深，就代表该媒体的左倾(自由主义)越严重。例如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cbs evening news(cbs晚间新闻)、new yorktimes(纽约时报)、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等都属于左派媒体。而fox news spec(福克斯新闻网)和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都属于右倾媒体。根据tim groseclose的统计，美国20家主流媒体有18家左倾，仅有2家右倾。媒体根据政治倾向对向左和向右的总统候选人做出公开支持、选择性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2.媒体的经济动因
媒介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范畴和产业属性已成为常识。在媒体深度融合市场化的美国，各类媒体不可避免地与经济领域亲密接触，自身也成为经济的辅助，其本身已经半脱离于“媒体”，不可避免地带上金融属性，成为实现经济权力的枢纽。首先，媒体从候选人的竞选广告中直接获利。据竞选资金组织政治响应中心统计，从2015年1月到2016年10月，希拉里筹集了6.87亿美元的竞选资金，特朗普则筹集了2.5亿美元。通常一次竞选民调员的支出要占到媒体经费的2%，而媒体经费通常占掉全部经费的大头。
媒体为获得广告费，向总统竞选团队出让媒体时段、版面等。竞选团队为候选人购买新闻资源或利用经费按己方意志支配新闻资源和报道立场。
“美国大众传媒作为私人所有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不可能对这场个人利益色彩浓厚的竞争做出均衡客观的报道”④。充足的竞选资金、成熟的选举团队为希拉里在媒体上争取了更多关注，塑造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其次，媒体报道候选人的民调结果、选举资金、竞选策略、过去经历、个人风格等获取受众的注意力，二次售卖媒介产品。“资本主义的大众媒介主要是通过生产反映资本家利益的讯息，通过不断支持整个资本或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来扩展商品生产的过程”⑤。这决定了媒体的民调报道以功利主义为报道取向，必然是以点击率和收视率为代表的商业价值。
3.媒体的公共责任
美国的媒介标榜新闻自由，以“公平、公正、客观”为专业，独立于政府和政党。媒介责任公共理论认为媒介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同时媒体需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曾担任《纽约时报》社论编辑的howell raines就说，“为候选人背书，更多反映的是我们有义务参与到这样一场公共讨论中，我们有责任向读者呈现我们的集体智慧”⑥。“基于媒介责任公共理论，美国新闻界认为，背书的目的不是告诉读者该给谁投票，而是表达媒体自身立场”⑦。同时，民调新闻报道是满足社会公众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的需要。在二级传播理论中，媒体是传播的重要一环。媒体利用自身信息资源和分析能力呈现精准的报道，是媒体应该肩负的责任
。
（四）美国大选民调报道引发的思考
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次新的传播景观，它不仅在民调报道上出现了巨大的预测偏差，也对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观察和理解媒介与政治的关系引发反思。
1.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削弱
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的方式，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影响公众原有的思想和观点。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介的把关人作用逐渐减弱，议程设置的影响力也逐渐变小。新媒体冲击和消解着媒介组织的议程设置和权威话语权。传统媒体民调报道出现预测偏差不等于“媒体失灵”，不意味着“传播失效”，也不代表“传媒失败”，而是要实事求是承认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
2.调查方法需引起思考和改进
互联网时代，云计算和大数据冲击着传统民调方法，“大数据正在引发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一场方法论革命”⑧。传统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数据采集到了必须变革的时候。专业调查者应该去努力适应变化的技术和方式，探索寻找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或其他舆论风向标的手段，以提高电话或者互联网调查的准确性。
3.新媒体解构精英舆论引导能力
主流媒体预测希拉里获胜，社交媒体认为特朗普获胜，这一反差提供了一个了解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媒体间差别的缩影。新媒体的去中心化使中下阶层政治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在社会转型中，新媒体成为影响社会和公众最重要的媒体形式。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虽然还在，但已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总之，新闻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大选民调报道是政治权力、媒介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相互博弈的产物。相融、对立、解构、博弈构成了他们的关系主线。任何利益阶层斗争，媒体喉舌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权力相互博弈争斗的第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