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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考研学术与政治印度尼西亚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_印尼_研究…(民族学与各学科的关系)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学术与政治:印度尼西亚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学术与政治:印度尼西亚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唐 欢

摘 要: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的建立与发展深受国家政治需求、国际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影响。首先,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是欧洲尤其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荷兰早期的研究及对印尼青年的教育是印尼本土学科萌芽的基础。其次,民族学人类学在印尼独立之初深受“去殖民化”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质疑,但因政治需要而保留。其三,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因其国际关系而深受欧陆与美国学科传统的影响。最后,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因国家权力偏向发展与应用研究。

关键词:学术;政治;民族学;人类学;印度尼西亚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社会科学的话题之一,一百多年前,马克斯·韦伯在其“以学术为业”与“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中,论述了其对学者(尤其是教师)与政治家身份的定位。他认为学术不涉及终极关怀,教师在课堂上应该传授客观知识,不能带有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偏向;而以政治为业者应该有终极关怀,但需要道德伦理与责任感指导行为。[1]因此,在韦伯看来,学术不应该卷入政治因素。然而,学术发展与知识生产,不论有心无心,都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及其之后的研究写作中,构建出“权力-知识”体系,认为权力制造知识,而知识又为权力所用,维护现有知识或创造新的知识。[2]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类似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但政治超出“权力”范畴。

本文以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萌芽、建立、发展的历史过程为主线,通过对不同时期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知识生产与政治环境的关系的论述,探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即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与国际关系形势、国家统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尤其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探讨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命运。

一、殖民统治: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肇始(1945年之前)

印尼位于亚洲、大洋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的交界之处,自古是欧亚大陆海上贸易的咽喉要地。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香料、黄金、石油、煤、天然气)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其汇聚世界各地的旅行家和贸易商,先后受印度、阿拉伯、欧洲和中国文化影响,与其原始文化融合,形成其文化多样性现状;也使其成为欧洲殖民扩张争夺的重要对象。自葡萄牙人15世纪末取代穆斯林商人向欧洲供应香料,印尼先后受葡萄牙-荷兰-英国-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尤其受荷兰近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可从三方面了解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是欧洲尤其是荷兰殖民统治的产物。

其一,欧洲人对印尼的早期记录,是当地较早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是后期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关于印尼地理生态及其民族文化的早期记录,多为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的西欧人所述。包括旅行家的日记、基督教传教士的记载、语言学家的作品、自然博物学家的写作以及殖民官员的报告等。[3]这些早期的记录和写作量很大,但并非专业的研究写作而质量不高,当今学界对这些成果多有批评——如多为作者自身经历印象的罗列,信息零碎、偶然和片面;带有作者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标准,文化描述具有主观性和偏见等。[4]

其二,对印尼人及其文化的专业研究,源于19世纪末荷兰政府为殖民统治而发展的“印度学”,是后期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了更好地统治印尼殖民地,需要了解印尼的语言、风俗、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荷兰政府开设了印尼文化培训课程,包括爪哇语、马来语、印尼地理、民族学、民俗学、阿拉伯学、印尼习惯法及印尼经济等课程,形成一门区域学科——印度学(indologie),到二战时期被称为“印度尼西亚民族科学”(ilmu bangsa-bangsa indonesia)。开设三个一级研究领域:暨印尼历史与文献、社会政治、社会经济。接受培训学习的人除了殖民官员,还包括教师、传教士以及荷兰印尼企业职员。殖民官员被发送到印尼后,不仅实践着他们所学到的,而且也进行教学。每一个殖民官员都是印尼民族学人类学专家,他们在印尼各地任职,将自己了解的材料写成报告,这些工作报告就像民族志,又促进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有些殖民官员回国后,更是成为专门的印尼民族学人类学教授。荷兰的印度学家还尝试用规范方法理解印尼人文,包括找寻基本规则建立文化体系模型,用归纳演绎等方法开展比较研究。荷兰对印尼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多围绕语言、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原始思维”、社会经济生活、习惯法、古代社会结构、文化适应等主题展开。[3]殖民官也从当地收集大量数据资料,以待回国做比较研究。其他学者借助这些资料展开比较研究理论构建,还把他们的关注需求反馈给身在实地的学者以补充资料收集。荷兰语言学家也对印尼兴趣深厚,并且印尼民俗、爪哇考古学、前殖民史、印尼伊斯兰教和教法研究领域推广语言学方法。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对印尼青年的教育,及其对印尼人与文化的研究,是印尼本土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萌芽的基础。随着19世纪末“分而治之”思想的出现,殖民政府开始培养地方精英以促进更好地治理殖民地。之前印尼青年高中毕业后只能到荷兰高校留学,20世纪初,荷兰政府新的“民族政策”颁布,给予印尼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20年代后,荷兰政府在印尼建立高校,培养印尼本土青年。这些接受国内外高等教育的青年,多学习法律、经济和农业科学,多进入公务员体系以壮大殖民政府行政管理,而少有从事学术工作者,因为荷兰学界对这些印尼学者并不很认同。也有荷兰著名人类学家如乔赛林·德·荣格(j.p.b.de josselin de jong),鼓励印尼学生研究自己的文化,希望他们可以建立印尼本土的民族学人类学。少数学生学习“印度学”,主要是语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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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惯法的学习,毕业后从事学术工作,在印尼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侯赛因·贾佳迪宁格拉特(hoesein djajadiningrat)、博尔巴迦纳戛(r.ng.poerbatjaraka)、苏波莫(r.soepomo)、佐佐迪古诺(m.m.djojodiguno)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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